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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铿中国经济形势利弊分析

发布时间:2021-01-21 16:23:44 阅读: 来源:防火岩棉板厂家

贺铿:中国经济形势利弊分析

中央财大统计学院院长贺铿指出,今年中国将有望实现8%的GDP增长速度,主要有三大有利因素,但也有三大制约因素。

编者注:据彭博社报道,综合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国发改委和财政部在人大会议开幕前发布的工作报告。中国将2014年GDP增长目标定在7.5%左右。CPI目标控制在3.5%。全年赤字目标在1.35万亿人民币,占GDP比重为2.1%。今年城镇失业率目标定在不高于4.6%。  中央财大统计学院院长贺铿指出,今年中国将有望实现8%的GDP增长速度,主要有三大有利因素:发达经济体经济形势良好、国内通胀压力减弱和畸形经济调整到尾;但也有三大制约因素:存在金融风险、财政扩张受制约、存留一些高增长时期的后遗症。  深化改革和结构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稳中求进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说得更具体一点是2014年的目标。所谓稳中求进,就是速度要有一个底线,2013年有惊无险,最终的结果还是很不错的。  2014年是不是能够做到稳中求进呢?许多人认为今年的GDP增速可能会比去年低一点,大概6-7%。如果宏观政策比较稳,今年的经济情况就不会出现过去那种着急和大起大落的情况,经济状况可能会比去年略好一点,有可能争取到8%的增长速度。  这个速度并不是那么很重要,我倒是不赞成把速度和就业挂钩,因为过去有人认为GDP增长1%就能保证多少人的就业,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陈腐,因为经济的发展、增速和就业没有这种一对一的关系。  我国的产业有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差别,如果为了GDP的增长,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里面下工夫,GDP会增长较快,但就业解决的程度不会明显。  比如增加高铁的投资,吸纳不了太多的就业,修高速公路也吸纳不了太多的就业;能吸纳更多就业的平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靠小微企业。但如果把力量放在小微企业上,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GDP的增长不会特别明显。  所以,我倒不那么看中速度,哪怕今年到6%,也不是很可怕。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今年争取8%的速度是有可能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今天讲两个问题:一、对2014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二、当前继续要解决什么问题。  今年的经济可能略好于去年  先谈第一个问题。2014年的经济形势,我觉得会略好于去年,至少有三个有利因素:  第一,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形势。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在去年的复苏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美国和欧盟。欧洲经过政府债务危机这几年的折腾,去年起开始改善了一些;而日本在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主导之下,也有了一定的增长。如果安倍在政治上没有走向现在这种状况的话,如果没有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的话,我想日本去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也不至于下降。

总体来说,日本在经过20年的零增长或低增长的情况下,可以宣布经济回升了。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发达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它对中国出口产业的需求没有增加。  另外,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会回归到正常,它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减弱的情况之下,今年有可能会宣告结束。这种状况已经对世界,特别是对新兴国家的货币币值问题产生了影响,印度、印尼、巴西的货币汇率都有较大幅度下降。  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要单边升值,但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升值的空间恐怕受到了挤压,谁还要我们的货币呢?所以人民币的币值会稳定,甚至会有略微下跌的趋势。  这两个因素对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比较好,人民币的单边升值得到了遏制,这都是有利于外贸的。所以从这两种情况来看,2014年中国的外贸会好于去年,“三架马车”(编注:指投资、消费和出口)中的这一架会好于2013年。  第二,国内的通胀压力明显比去年减弱。  如果政府着手理顺收入分配的关系,促进就业增长,那么居民消费应该会平稳增长,不会比去年差。这是拉动经济增长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外需、内需的居民需求至少不会比去年差。  第三,畸形消费产业的调整接近到尾。  什么是畸形消费产业?主要是由“三公消费”形成的那些产业。前些年的公款消费比较严重,导致有些产业畸形发展,例如出现高档的餐饮、旅馆、公费旅游等等,这些是坏事,但它也会引起经济正增长,因为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了。  2013年由于严格贯彻中央的“八项规定”,使得这些畸形的消费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这些畸形产业的调整,对去年的经济增长有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到现在为止,不能说这些调整已经到位了,但是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么这些产业要转向哪里呢?据我所了解,餐饮业都在改变自己的经营方针,其他行业也在调整经营方向。  所以,外需、居民消费需求和去年影响经济增速的情况都得到了改善,今年的经济可能将略好于去年。

制约2014年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  但是,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制约今年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仍然存在金融风险的问题。过去我们分析金融风险,比如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等等,这些问题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它们都可以制约相关宏观政策的充分发挥。  第二,财政扩张受到制约。我国今年继续提出了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的政策组合。2013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1.2万亿,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2014年的数据马上就要公布了,从这个指标来看,不可能比去年更激进,再激进的话有很多问题不大好办。  在各种政策的影响之下,今年我国的房地产业会比去年要疲软一点。房地产疲软的一个结果就是政府收入受到影响:卖地的费用、卖房子的税收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财政扩张的问题会受到制约,这也会对经济增长有一些影响。  第三,改革和消除高增长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还存在不少不稳定的因素。今年是新一届政府改革元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必须有勇气向前推进改革。一些在高增长、高投资年代形成的后遗症,现在只能慢慢地给予解决。  从长期来看,改革是动力,是最大的红利,但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会有险滩。有许多改革,从长远来讲,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  但从近期来看,有可能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产业结构的调整、雾霾的治理、消除过剩的产能或扫黄,都会对经济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东莞扫黄,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如果扫黄彻底坚持下去的话,将涉及直接就业20万人,会影响东莞的GDP达400个亿,相当于总GDP的1/10。如果不解决,还是让这20万人就业?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些问题的治理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改革也好、结构调整也好,解除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好,都会与GDP的增长、就业、甚至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发生牵连,这儿出现问题,那儿也要出问题。所以,要对改革和宏观政策掌握全面并做出深刻的分析。今年的经济会比去年略好一点,有一个前提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定,要细,在这种情况之下,三个有利的优势是可以发挥的。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年比一年少内需才上不去  另外,我认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想办法真正地扩内需。所谓扩内需,有人总是把它跟投资混在一起,我认为内需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我们应该在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方面真正制定一些好的办法,居民的消费要增加,就业要充分,收入要增加,如果说就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老百姓的收入就不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想办法。  多年来,居民的消费不旺,或者说是扩内需扩不起来,根本原因是居民的收入在GDP当中占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少,这样就没有办法扩内需。居民的收入增长比我们的经济增长一般都会低一些,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   我国GDP的分配,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中政府的收入比例是基本合理的,因为从世界190多个国家的平均数来看,政府收入占GDP的40%。社科院的报告表明我国政府收入有12.9万亿,人均1万元,占GDP总量的35%多一点,在合理的区间。居民收入的比例不大好算,单纯的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有很大一块是交叉的,政府收入转变为社会保障和民生方面之后也属于居民收入,所以居民收入是否合理,以最终消费率来衡量是比较客观的。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改革开放时的62.5%,降到现在的46%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全世界各国平均最终消费率是65%,我们46%,低了19个百分点,说明居民在GDP当中占的比例太小了,所以我们的内需不能提高,这是根本问题。  国有垄断企业要让利,小企业要减负  那一部分钱哪儿去了?政府收入没有不合理,居民收入又少了,那一块肯定是在企业了,所以调整分配结构,就应该在这个方面想办法。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情况分两类的话,一类是大企业,一类是小企业。大企业是国有企业,小企业数量众多、困难也众多,居民就业相当大的百分比都是依靠这一块,75%-80%的就业都在小微企业,这样的情况我们提出的建议是10个字:大企业让利、小企业减负。这恐怕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所谓大企业让利,主要是国有垄断企业让利,不能过多地听国有企业的,石油、电力放出来的信息都是亏损的,我看亚布力论坛上有一些企业家,国有企业家占多数,都在说国有企业是合理的,老百姓说得都是不合理的,我觉得不能听他们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必须要让利。  我们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要提高30%,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提出来的,今年应该开始做这个事情,提高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通过这个途径来让利。国有银行、石化、移动、电力,对公共财政的上缴,2013年6月份人大有一份报告,数字小得可怜,当然国有企业、国企高管可能会叫苦,不行我们确实不能让利了,我们自身就很困难了。依我看,我是作为民间立场发言,不让利就让位。中国找你这样的一个高管还是找得到的,没有硬措施、硬手段,让垄断企业继续这样使百姓不满,国家也不好办。

所以一定要让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让利,不能让奢靡之风在这些大型企业中存在。政府去年一年抓得不错,企业要不要在今年也抓一下,比如中石油,像蒋洁敏那样的行吗?恐怕不行。所以国有企业要厉行节约、节省开支,给财政让利。  小企业要减负,这是就业的一个主平台,数量又多,占企业总数的99%,这么大的一个面。这些企业现在困难很多,主要是融资难、融资贵、成本高、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还不好遏制,因为刚才前面分析了,我们的GDP当中分配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小的,所以说劳动工资的上涨是合理的,那么就要减负了。  怎么减负?一是税收,结构性的减税,还要继续认真地贯彻下去。二是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收费,对于中小企业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也要进一步地清理,不能进行不合理的收费。所以减税、减费对小企业来说今年还是关键。小企业能够活起来,融资问题能够帮它解决,使它便宜一点,税收少一点,小企业就活起来了。小企业活起来了,那么整个就业形势、居民增收的形势就会有一定的把握。这是关于小企业的问题。  民营金融机构是打破商业银行垄断的希望所在  与小企业减负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尽快给影子银行去“影子”。如果影子银行真的去了“影子”,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会大大降低,小企业融资成本会有所降低,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小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现在一说影子银行,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什么是影子银行?我们的比例有多大?我的理财产品是在国有银行出的,是影子银行吗?这些没有必要争论。金融必须要有严格的监管,这是世界金融危机对各国的教训,凡是没有实行有效监管的借贷关系、投资活动,我认为都是影子银行。有些监管,包括各种各样银行里面的理财产品,包括一些投资公司,包括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私募基金、P2P、理财机构,都应该是影子银行。这些影子银行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风险的一面,所以应该很好地“去影子”,实行规范、有效的活动。  据我了解,一些民营的理财机构做得很不错,我认为这一种形式是打破商业银行垄断的希望之所在。它们促进了利率的市场化,解决了小微企业的很多困难,应该进行保护、引导,当然也要实行监管。不要一说“去影子”,我们就把这些机构弄得灰头土脸的,从我这儿来看它们大多是积极的,是做得不错的。  有人问有什么根据?我的手机里面每天收到国有企业理财产品的信息,利率是多少?过去都是4%、5%左右,现在是6%,而这些理财公司给投资者的回报率10%以上,有的12%,如果再不搞钱就都到那儿去了。而且国有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有的比P2P的更大,它也是找中介,中介怎么折腾它也不知道、也掌握不了,都在表外运行,所以这些问题必须进行解决,要保护好的民营理财结构,发展P2P的理财形式,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要实行有效的监管。  这种形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对于一统天下的银行垄断是必定要打破的。马云有一句话:“银行不改变,我就改变银行”,我很赞成这句话。互联网有这个力量,你不改变,我就改变你。你的暴利多大,获取这种暴利后上缴公共财政有多少?为什么让你去获取暴利?所以要在统一的标准之下进行监管,那么就要立法。立法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最快的一次是《反分裂国家法》的立定。但是其它的法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能等到立法。  怎么办?国务院可以搞一个法规,搞一些基本的法规,边执行边改,边执行边看。所以我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一个关于影子银行的管理法规,既扶持积极的方面发展,又遏制或减少一些可能的风险,让它健康发展。若要让金融机构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民间机构与国有银行竞争,只有在竞争的情况之下,贷款利息率才有可能达到合理的范围,现在的一些利息在20-30%之间,高利贷是很高的。如果有竞争,谁的利息低,我当然要找低的,只有在这种竞争之下才能让存在的利率差走向合理,而不是成为金融机构谋取暴利的情况。  我们改革,既要有勇气,又能够有步骤地推进;既要解决长远的问题,又要着眼于现在的具体问题,那么,今年的经济一定会比去年好一些,而且改革的情况也会顺利一些。  贺铿,现任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名誉院长、中央财大统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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