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霍州市委书记卖官128名老干部5年将其告倒
2003年6月15日，128名退休老干部实名举报山西省霍州市（县级市）原市委书记王月喜涉腐。这是10年前霍州老干部的艰难一役。
在持续举报5年后，王月喜被“两规”。 2008年1月8日，王月喜因受贿、贪污，一审被判12年。
联名举报王月喜的128名老干部，参与举报时的年龄在70岁上下居多。退休前，分别曾任霍州县（1990年霍州撤县建市）副县长、计委主任、党校校长、公安局长、交通局长、民政局长、信访局长、法院副院长等职。举报王月喜的公开信，数年间，九易其稿。
官和书，一起卖
2000年，王月喜从山西省临汾市下辖的永和县委书记调任霍州市委书记。
初到霍州，老干部们对王月喜的印象不错。履新后，王月喜打造当地的旅游产业，使陶唐峪、七里峪和霍州署衙成为霍州的旅游品牌。依托旅游和资源，王月喜在霍州三年，霍州的财政收入由两亿元增长到八亿元。他的仕途，也一度被看好。
激怒老干部的，是王月喜卖官。这些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员的清廉，并苦于无法面对面批评市委书记。
通过相关渠道，老干部们摸清了王月喜卖官的价格。对此，原霍州市信访局长杨德兴的描述颇为形象。
“一个局长，问他是怎么当上的，不说话，只伸一只手翻三次。”杨德新说，这是花了15万，“有实权、有钱的部门一把手15~20万元；各乡镇和二类局一把手5~10万元；其他单位一把手大约3万元；一般副科级干部1万元”。
杨德兴等人统计后认为，王主政的3年多里，霍州吃公家饭的人比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老干部们称，较为典型的是公安局，据他们掌握的数据，市公安局当时有300多人，其中王月喜批准进入的就达85人。
2008年1月，山西省阳泉市中院审理查明：王月喜非法收受他人为获提拔、调整职务以及安排子女就业等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226万元。
除了卖官，王月喜还喜欢卖书。法院对王月喜卖书所得金额认定是19万余元。
从1995年出版第一本书，至入监，10余年间，王月喜总共出版图书20多本，累计200多万字。
老干部们称，除了自己写点文章，王月喜还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其写文章，然后署王月喜的名出书。一套《曹端研究文丛》，有20多本书。霍州市原民政局长陈新华称，这些书的标价很高，但当地书店并没有公开出售，大都只能在一些企事业单位、市直单位中才能见到。
多名老干部证实，为完成王月喜的“任务”，一些部门领导购书后，书款在职工工资中扣除。
为“取证”，几名老干部曾进入多家政府部门的办公室或者库房拍照。王月喜被“两规”后，这些书大部分进入了霍州的废品收购站。
异地打印举报信
王月喜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老干部和老年人都是一本生活字典，好多难题都会从那里找到答案”、“关键的时候，老的总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不想，一语成谶。
王月喜仕途的转折出现在2006年。
当年6月,王月喜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上,被调往母校山西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几个月后，王月喜被山西省纪委人士带走。
老干部中，最先知道王被“两规”的是杨德兴，他是老干部举报王月喜的组织者。一日，他在看老干局组织的拔河比赛。比赛进行到中途，他被一个电话叫回家中。
访客在电话中透露自己是燕京公司的职员，谈点事情。在家门口，看到两辆北京牌照的车，在政界摸索一辈子的杨德兴预感，纪委的人来了。
“王月喜被‘两规’了，我们找你了解点情况。”未有客套，山西省纪委一名副主任如是开场。杨有点意外，老干部们了解到，前一段时间王月喜“还在上太原、跑北京要求换单位，顺便摆平我们”。
杨德兴回忆，省纪委工作人员在霍州呆了四个月后才离开。
老干部们对王月喜的举报，始于他的升西宁哪里治白癜风好迁公示。
2003年，王月喜拟升任临汾市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进行了公示。公示在当年6月12日开始，6月18日结束。
这令老干部非常气愤，“这样的官员还能越升越高，简直是开玩笑”。老干部们开始筹划举报，杨德新、原法院副院长张元喜等人秘密开了一个会。
“当时大家有两种意见”，杨德新回忆，大多数人觉得应该在公示期间，将其举报到省委组织部，不能让贪官继续升任。但张元喜认为，举报贪官不会一步到位，如果造成王不能升任的话，王月喜继续留任霍州，对举报将会是一个阻碍。
张元喜的意见最终被接受。他们决定做一个巧妙处理：举报材料落款6月15日，但等到18日公示完毕后，再行寄出。
怕走漏风声，杨德兴不敢在当地打印材料。
彼时，杨德兴正在筹备杨氏家谱。6月15日，杨德兴邀请张元喜、陈新华一起，赴灵石县荡荡岭寻祖。到了天黑，杨德新才告诉众人，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要打印举报材料。陈新华大呼意外。
材料打印好后，杨德兴给复印店老板留了100块钱，请他代为邮寄。几日后，老干部们打听到，材料已经被有关部门接收。
杨德兴等人返回霍州，已是凌晨3点。第一次举报，大家都有顾虑，只有张元喜署上真名，其余几人则用化名举报。
老干部们很快又撰写了第二稿举报信，除了寄给相关单位，还寄给了北京的一位领导。这名领导看后，建议实名举报，因为匿名一般不会引起组织上的重视。
举报信的第三稿出来后， 17名老干部在举报信上署上了自己名字、原来的职务、党龄、联系方式。
没有多久时间，实名的老干部变成128名。
谈判团
举报的艰难，从一开始就超乎老干部们的经验。
在寄出数封举报信没有音讯后，这群已入古稀之龄的老人包了两辆车，驱车3个多小时远赴省城举报。
在北京，则是另外一番遭遇。“我们甚至和中央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吵过架。他们向我们要证据。我们反问他，我们哪有取证的资格。”赴京举报的尴尬，杨德新和张元喜记忆犹新。
为了引起相关国家机关的重视，张元喜作为代表，在北京呆了5个月，不定期去投递举报信。杨德兴回忆，这之间，印象最深的是，某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安慰他们：“不要气馁，告倒一个县委书记，一般需要5年。”
杨德兴称，在王月喜被“两规”前，数年时间，只有山西省委组织部，在2004年派人前来调查过。
老干部们认为，这次调查比较遗憾的是，调查组未深入霍州，仅到临汾市做了调查。
得益于体制内身份，老干部们的举报得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帮助。老干部举报信中提到的“王月喜伪造自己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就来自临汾政界一正处级官员的爆料。
老干部们持续举报的同时，王月喜也频频“发力”。
杨德兴称，老干部们的子女，大多在霍州各政府部门工作，有的甚至是一把手。王月喜施压下，老干部们的子女，开始劝他们放弃举报。有的子女甚至以断绝关系的说辞给老干部压力。
这之中，作为骨干的张元喜、杨德兴、陈新华等人和子女闹得并不愉快。
陈新华在举报初期并未参加举报。陈的儿子在公安局上班。当时王月喜怀疑他用化名参与了举报，就多次通过公安局长要求其儿子回家做他的工作。随后，陈新华的亲家、媳妇也被动员做他的思想工作。
几轮下来，见无效果，时任霍州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翟红云亲自出马。短兵相接后，陈新华告诉对方：“我是个老右派，凡事我都认个对不对。我若真参加举报王月喜，我不会管我儿子高兴不高兴，更不管他受不受影响。”
事后，新的一稿举报信出来后，未经动员，陈新华署上了自己的实名。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老干部称，自己原来不会参与实名举报，同样因王月喜通过家人施压，“气到了，决定豁出去。”
“亲情牌”无效后，王月喜请了一批在职的霍州籍领导出面，做老干部们的思想工作。
除了承诺在子女就业、生活上关怀外，杨德新等人回忆称，一些领导甚至写信给他们，认为他们的举报，破坏了霍州的形象，影响了霍州的发展。
2005年，举报陷入僵局。三年上访未果后，老干部们开始气馁了。继续举报还是放弃，老干部内部，开始出现裂痕。
陈新华说，“那时真的很困难。
巧合的是，这个时候，王月喜提出和老干部们“谈判”。
谈判在霍州一家酒店进行。时任临汾市地税局长等4人代表王月喜出面。老干部这边杨德新、张元喜等4人出席。
老干哈尔滨哪里治牛皮癣好部提出停止举报的条件是必须由山西省委组织部出具证明，承认老干部们所举报的问题属实。这个谈判进行了一年多。
谈判最终的结局是双方未达成共识，但王月喜以霍州市委危楼需维修为名，从财政拔给霍州近60万元，其中50万以补助为名，分发给霍州10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其余10余万元，则“报销”了老干部们多年的举报费用。杨德兴认为，幸亏王月喜的10余万元，这几年举报才没欠债。
异类
2006年1月4日，霍州发生一起命案，行凶者是霍州市公安局治安科干警朱耀光。山西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调查后发现，当日参与斗殴的有朱的母亲、临汾市人大代表范学慧，朱在霍州市检察院工作的哥哥，以及多名警察。
朱耀光的父亲，系霍州市政协委员朱明娃。案发前，霍州已盛传其与王月喜关系匪浅。专案组的调查也认定，朱明娃的两个孩子进入公、检机关均由王月喜签字认可。
此案发生后，霍州市公安局、检察院超编一事浮出水面。几个月后，王月喜被去职市委常委，成为山西师大排名第三的党委副书记。
外界通常认为，朱家命案是王月喜被调查的开始。杨德兴等人却认为，王月喜落马得益于老干部持续举报，且适逢中央大力反腐。
多年的举报，让老干部们成为霍州的异类。
十年过去，在家里，他们仍需谨慎处理好和子女的关系。在杨德兴家，女儿并不支持他再谈及往事。于是他带着记者进了书房。
晚上，杨德兴和老友们在宾馆聚餐，坐在宾馆大厅的杨德新并不自在：他不是很希望遇见熟人。
曾经的文人书记王月喜用一年一本新书的速度为自己写下了编年史；现在这群举报他5年的老干部，大都有志于编撰族谱。
他们的身后，是霍州个别年轻人的不解：“过去我花钱就可以搞到工作，现在我有钱都没地方花了。你说，这是谁造成的?”
这样的声音，让杨德兴很难平静。他决定，要请有关部门在霍州署的廉政文化教育馆里，开一个王月喜专栏，让霍州人看看，贪官的危害。(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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